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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网2014年终策划

震撼2014:习近平的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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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30日,国务院在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习近平等七常委出席。

  大公网评论员 马浩亮

  2014年,注定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四位国家级大老虎落马,“刑不上常委”的传言被彻底打破;中央全会历史上首次专题研究部署依法治国;深改小组、国安委、网信小组等“中字头”新机构全面运作,中央财经小组走到台前,形成权力新架构;“新常态”在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成为指导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而后在年底,“四个全面”横空出世,最终形成了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这其中的每一件,都足以成为影响历史的年度大事件。  

  而当这一切都集中发生在同一年时,就只能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周、徐、令、苏落马,反腐利剑,招招致命,震撼!山西官场大地震,同日五马入晋,省市县、厅局处大换血,震撼!岁末几十位大军区级将领调整,规模不亚于八大军区对调,震撼!新战略、新思想、新逻辑几何级迸发,震撼!这些震撼的“大历史”的创造者,就是习近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郑重宣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从2014年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脉络来看,其中无不充满着习近平“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他的重要战略决断,都不是局限于一时一事、一隅一域,而是着眼于中国改革发展的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着眼于实现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显著特点,也因此使其具备了意蕴深厚的历史纵深感。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治国者首要在于审时度势。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大浪淘沙,中国现在处于前无古人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关口。靠资源透支和廉价成本支撑的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为继,环境承载能力逼近上限;腐败对党政军形成系统性侵蚀,对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威信产生严重消极影响;社会转型期的新矛盾、新冲突不断涌现,社会治理难度空前加大;陈陈相因的体制机制弊端和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为改革发展设置了严重障碍。改革发展必须慎防颠覆性错误和灾难性后果,但绝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原地踏步。绝不能再抱着讳疾忌医的鸵鸟心态,去执行得过且过的稀泥政策。这一系列的问题,必须有人来解决;这一系列的挑战,必须有人来应战,去展开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深刻体察和对未来的长远瞻视,习近平在2014年进行了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这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完成了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即“四个全面”。12月中旬,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明确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是对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人两年来治国理政思路的系统总结和精确提炼,更是指导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发展的基本遵循与核心思想。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过去数十年,中国许多矛盾问题层层堆叠积重难返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清晰明确、统驭全局的顶层设计。法规文件纷繁芜杂,政策措施充塞于途,然而却造成政出多门,无所适从;政令不通,有名无实。部门自行割据,地方各行其是。因此,习近平利用上任后的两年多时间,首先统筹擘画,完成顶层设计,在这个“设计”中,确定了目标,划出了边界,指明了方法论。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初期具有鼓励创新探索的积极意义,但在现在的大变革时期,这种模糊思维也带来了相当大的风险,许多乱作为、瞎折腾,都是以摸石头为名进行的。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明确了过河的对岸就是“小康社会”,这是目标;过河的过程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这是方法;同时,必须推进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谁都不能踩线和越界。这样的顶层设计明确之后,剩下的就都是具体操作的技术问题了。不得不说,这正是习近平的政治智慧、领导艺术、战略思维的鲜明体现和高超之处。邓小平当年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历史影响,就在于把握到了中国发展的大趋势。而习近平“四个全面”的“顶层设计”,是站在社会大变革的风口浪尖之上、前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伟业而提出的,是顺应中国人对清明政治、健康经济、法治环境、生态文明的强烈渴望而提出的。其中同样饱含着巨大的历史张力。

  如果说建国前30年的历史属于毛泽东,中间30年的历史属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那么,从今直至本世界中叶建国100年之间的这第三个30年,就将会沿着习近平设计的路线,迈向伟大复兴。这就是历史的张力所在。

  习近平不仅是指点江山的顶层设计师,更是排兵布阵的最高统帅。2014年的大历史,不仅有重大的理论建树,更有重大的改革部署和实践斗争。顶层设计需要顶层机构去实现。2014年,习近平领衔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均开创了历史先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走到台前,形成了经济管理体制的“新常态”。这些一把手亲自主抓的顶层机构,为实现顶层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例,成为改革决策、部署的“最高统帅部”,也是历史上推动改革的最强有力、最高层级的机构。事实已经证明,此举最大程度避免了改革的碎片化、盲目化、短视化,直接推动了知识产权法院改革、纪检派驻机构改革等的迅速落地。改革效率之高,一扫过去十几年的沉闷。

  同时,中央深改小组的运行,也是“四个全面”内在关系的真实写照。深改小组审议通过的《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试点方案》等等,是以改革来推动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反过来,依法治国、从严治党都是为了护航改革、实现小康社会。“四个全面”是总括,在其之下,还有安全领域的“总体安全观”,经济领域的“新常态”,外交领域的“义利观”、“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方针”,又指引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等不同领域工作的“分顶层设计”。从中,我们可以再次体悟到习近平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就譬如经济“新常态”,不是2014年的新常态,也不是2015年的新常态,而是带有历史新阶段特性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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